#侠隐作者张北海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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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下午2点40分，作家张北海在纽约去世，享年86岁。
他的祖籍在山西五台，年生于北京，年随家人移居台湾，曾师从叶嘉莹学习中文，后就读于台湾师范大学，年到洛杉矶继续深造，年因工作迁往纽约。著有《侠隐》、《一瓢纽约》等。
侄女张艾嘉说他是「中国最后一个嬉皮士」；作家阿城为其风度着迷；画家陈丹青称其为「纽约蛀虫」，说自己看了张北海的文章才懂得纽约；导演姜文则把他的小说《侠隐》搬上大银幕，成为「北洋三部曲」的终结篇。
他曾借《侠隐》主人公之口讲述了自己的人生观——相聚一场，欢欢乐乐，然后曲终人散，人生就是这么一回事。
本文首发于《人物》年2月刊，以下为旧文重发。
文｜刘磊
编辑｜洪鹄
1我给儿子取名张南山，后来就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张北海。我的本名叫张文艺。当时还被父亲训了一顿，说文艺你把老规矩全忘了，一下子跟你儿子同辈了。父亲看儿子真的很准，我念中学的时候，父亲就跟我母亲讲，文艺什么都好，就是没出息。他眼中有出息的样子应该是，中学时我就知道我要做什么，我要做工程师，我要做律师，我要做医生，但我完全没有。
从南加州大学念完比较文学的硕士后，我从没有想过去做一份正式的白领工作，一直在打零工。各种工作都做过，而且几乎都是卖劳力的。每份工作短则一年，长则一年半到两年。实际上打工从在台湾念书时就开始了。加油站、电台、银行、花店，都做过。我还做过镜框，镜框我做得很好，可以仿古，可以现代。要经过很多工序，那个喷漆可麻烦了，你先喷个底，然后磨，再喷个底，再磨，一定要光得不能再光了，然后才喷真正的颜色。
那时候我和太太的工资加起来刚好够我们的开销，当然要稍微节省一点了，但也不至于挨饿挨冻。虽然累，但我喜欢打零工。因为自由。你一旦找一个正经工作，那就是白领阶层，连衣着都要改变。我很少穿西装，喜欢牛仔裤、帆布球鞋，永远都是这个德行。而且我不想像一艘抛锚的船，固定在一个地方，但我又不知道我这艘船应该开到哪里，所以我先每个港口停一停，每个地方跑一跑。
按道理说，你早就应该为将来考虑甚至紧张了，可是我完全没有。而且对我来讲，别人怎么看我，Idon’tcare。这是我天生的性格。什么事儿你不在乎的话，它就不存在嘛。说老实话，我也没有遇到过像我这样的人，身边的那些美国朋友，他们反而挣扎得比我多。我刚好有这个运气，让我有机会保留我的这个个性。所以我父亲又讲，虽然文艺没出息，可是他是有福之人。
年，联合国语文司中文处需要扩大规模，开始在全球招聘翻译。当时的一个背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原来的台湾代表团成员多数都留过学，英文说不定比中文还好，基本上不需要中文翻译，所以中文处原先的规模很小。当时一个朋友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他说，张文艺啊，你怎么还每天开卡车送货呢，你找个正经工作吧，如果这个还不适合你，不知道还有什么工作你愿意做了。这份工作对我的吸引力很简单，联合国的待遇非常好，从此我经济上不用愁了。更重要的是，到了那个年纪，已经不像二三十岁时，一会儿试试这个，一会儿试试那个，没有那个心情了。小孩也开始嚷着要上学了，你怎么还能到处跑呢。
当时有大概一万人报名，一批批刷下来，最后取了七八十人，我也在其中。我年到纽约就职，从此就在纽约扎下根来。我年到美国，之前在洛杉矶。如果你一直在洛杉矶、波士顿、纽约这些大城市住的话，不能够完全代入美国。因为美国的农业、工业这些基础产业都在其他地方。我和朋友一起开车从加州去纽约。路上所见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要穿过南卡罗来纳州，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农业区。从进了这个州开始，笔直一条路，全程只见到一部车迎着我们开来，一个人也没有，一个房子也没有，全是农田。看不到有人在田里工作，只看见远远有架飞机在喷农药，有的地方喷着水，在自动灌溉。后来我知道，光是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就可以养活整个美洲。
到了纽约，办各种入职手续，这是我第一次有份正经的工作，也是我第一次有个安稳的生活。也就是说，一直到差不多40岁，我的生活才真正安定下来。你想想看嘛，我年出生，出生后，先是抗战，从北平逃到天津租界，逃到重庆大后方。《侠隐》里蓝青峰的原型就是我父亲，父亲从日本留学回国后，任天津电话局局长，他和张自忠交情很好，曾协助张自忠从平津沦陷区逃往大后方。小说里的蓝家就是我们家，在东四大街九条30号的四合院。虽然我的家庭经济条件各方面还都不错，但终究也是难民对不对？光是那个心态已经不太好受了，因为处处要戒备。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又接踵而至，我们全家又逃到台湾。台湾那个社会，虽然没有搞「文革」，但那是个人独裁的时代，那种压力很大很大。
年，张北海就读于北京美国学校
2年代，从台湾那样一个社会到了美国，不光是震惊了，那简直就是禅宗的当头棒喝，一下子把你打醒了。如果让我怀念过去的话，我要怀念的还是在加州生活的那十几年，就是整个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黑人民权运动、性解放……原来别的国家会有这样子的情况，那个冲击太大太大了。
那时候很多中国的传统家庭，即便有佣人，吃饭时还是老婆在后面伺候，很少坐下来一起吃。从那样的一个环境一下子到了美国这样的环境，能不震惊吗？妇女们当众烧奶罩，她们把奶罩视作约束妇女的一个象征。到那儿的第一个暑假，我看到社区广场上摆了很多桌子，上面写着FreedomRiders，我根本不明白这是什么玩意儿。问朋友才知道，因为黑人投票率低，他们就召集一批志愿者坐着巴士到下面去鼓励黑人投票，参与竞选。他们是为自由而坐这个巴士的，所以叫FreedomRiders。这种种文化的、政治的现象让我震惊，但也让我觉得，这个是对了。
年，我申请到肯尼亚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工作了3年。存了1万美金，回来贷款买了房子。这之前连买房子的钱也没有。我在联合国语文司中文处工作，工作内容就是为联合国的各种会议做翻译服务，都是笔译。比如联合国安理会今天开了会，形成了一份决议草案，明天还要就这份草案继续讨论，那你就要在天亮之前翻译好给他们。所以我们每个礼拜都要轮流值夜班，临时加班的情况也不少，尤其在冷战期间，加班很频繁。
在联合国我做了24年，这24年里我从来没想过跳槽。还有什么工作这么适合我？如此安定，收入又那么好。上班的时间有弹性，做完8小时你就可以走；如果当天的工作你提前做完的话，可以做一点自个儿的事儿。你问我对这份工作的心态是怎样的，有没有厌倦的时候，这就看你接不接受你的任务了嘛。就像当兵一样，一旦你接受你是一个兵了，难道明天要上战场，你说我厌倦了，告个假可不可以？你不会想这些问题的。当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越来越深的时候，你就知道世界上有很多规范。在这规范里面，你可以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那时有家庭有小孩了，你也知道不能够完全顾自己，你要有一个责任感了。年轻的时候你不太愿意接受现实嘛，到了那个时候，我接受现实了。这种转变是非常自然的。你就只有接受嘛，对不对？《侠隐》中的李天然也还有那么多事没做成，他也只能接受。
年，在南加州大学读书时的张北海
3进了联合国之后，我不但确定自己肯定一辈子做这个工作，而且决定一直住在纽约了。我很喜欢纽约，而且越来越喜欢。纽约是一个真正的国际大都会。真正的国际大都会全世界就那么几个，纽约、巴黎、伦敦、柏林，东京勉强可以算。纽约最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包容。你让我举一个关于包容的例子，用不着了，因为它已经包容了，我也接受这个包容，就不可能有一个不包容的例子让我来举了。还有它的丰富，光世界级的博物馆，纽约就至少有6个。你要尝遍各国风味，可以一年天不重样；如果你喜欢现代舞，你也可以每天看一场，不会重复。然后它的交通又那么方便，不像北京一天20小时都在塞车。
我是一个都市之子，我喜欢钢筋水泥这种玩意儿，乡村对我来说只是个乐园，偶尔去一下可以，但你让我在那儿住3天我就烦了，受不了了，我不是那种很超然的人。年轻的时候，我刚从台湾来到洛杉矶，住的那条街的街口有一家电影院，专门从第一流的影院已经演完的片子里选最好的放，一块钱可以看两场。我在里头看了英格玛·伯格曼、维托里奥·德·西卡、法国新浪潮，还有《士兵之歌》这样的苏联赫鲁晓夫时代的电影，真的是眼界大开。我想，乖乖，欧洲电影已经搞到这个地步，那好莱坞是没办法比的。
最初开始写纽约是因为香港一家叫《70年代》的杂志向我约稿，那是年。我尽量不去写以前的事儿，老想着那些就永远没法享受今天了对不对？那我写什么呢，我说我就写一写我觉得有意思的。我很喜欢纽约，我就写纽约。除了工作和家务之外，平时只要有时间我就去看每个不同的街区。就跟北京一样嘛，望京跟天桥不一样，天桥又跟鼓楼不一样。除了近距离地看，我进一步地阅读纽约的历史。向中国读者报道美国或者纽约的文章已经有很多了，但大都是介绍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一类的。当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用西方的一个事情来参照，看中国的问题在哪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