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解经济效率
经济学研读：理解经济效率及其过程的意义——首先，我们必须将经济效率与市场区别开。它们相互关联，但并非相同的事情。甚至已经学过一两门经济学课程的学生，也很可能混淆对经济效率的理解和对市场如何运作的理解。事实上市场可能是有效率的。学生也许学到了对牛仔裤而言，把其提供给最需要且又最有购买力的人，市场是最有效的方式。但经济效率是一种目的或目标，而市场只是一种可能达到目标的手段或方式，但不是唯一的方式。至少在理论上，中央计划者也能有效配置资源。
市场可以是有效的，但也可以是无效的配置资源方式。在很多情况下，如果我们认为市场会带来无效率的结果，就会选择以政府活动取代或校正市场。国防和野生动物资源的公共所有权是两个政府行动的实例。我们也尝试通过政府干预，迫使污染制造者承担污染成本的办法来制止无效市场。换言之，即使经济效率是集体选择的唯一目标，市场也可能不是达到此目标的有效方式。比较选择让我们以前面的一条新闻来阐释经济效率思想。我们已经决定应该让政府在提供州际公路上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可能有很多建造和养护公路和高速公路的方法。也就是说，工程结果存在很多属性和描述指标。公路的宽度可能是十车道，可能是两条行车道加超车道，或仅仅两条车道。公路可能是两点间的直线，也可能沿地形变化。公路可能通过，也可能绕过城区。它们可能得到良好或适当的养护，或几乎得不到养护。有人可能会说：“把这些问题留给公路工程师，付钱给他们就是做这个的。”但即使我们想发挥工程师的能力，却不能保证工程师会建造至少在经济学意义上最有效率的公路系统。
想象有两个可供选择的工程设计作为两个城市间公路的新蓝图。第一个是在坡道上有几条超车道的两车道公路，它很大程度沿地势变化。另一个方案是一条四车道的直线公路，但会改变很多自然景观。这两个方案的其他后果如下：道路越狭窄、弯曲，建设和养护费用越少，但比直线道路稍微要长些；沿线的风景会更好，且道路建设对环境的破坏要小。道路越直、越宽，所需的旅行时间越少，货物运输费用也更低；而且相对更安全，可以预期交通率故和灾祸更少。
容易看到，每种选择都含有不同的结果，这些结果对不同的人而言，既可以被看作收益，也可以看作损失。进而，这些收益和损失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是不可通约和不可比较的。它们中的一部分会通过市场得到反映，例如建造更昂贵的公路会雇用更多的工人；而更短的旅行时间会降低运输费用，并可能将这些收益转移给消费者。大部分环境利益和损失是无价的，建设带来的淤泥也许会降低水质，损害鱼类生活条件，但弯曲道路更美好的自然景观则是消费者的一种收益。需要一个公分母可以用实物或货币形式估算两种公路选择的某些结果。
例如，修建直线公路也许比弯曲公路要多花万美元。但据工程学估算，它每年会挽救4个以上人的生命，节约7万多小时旅行时间，降低30万美元运输费用。然而在修建过程中会有7.2吨多的泥沙被倾倒在附近的河流中。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可计算的，但除非我们能将这些估算归纳为一个有意义的公分母，我们不可能尝试苹果和桔子相加。我们如何才能比较收益和损失？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们中有很多不由市场定价，因而不可能由市场计量价值。我们也不能在效用上比较收益和损失。经济学家很久以前就得出了结论，商品和服务给人们提供的满足完全是主观的，它在个人间是不可比较的。
由于这类困难，经济学家发展了净经济值的思想，作为比较收益和损失的公分母。净经济值是一种商品或服务带给消费者或生产者的货币价值量。上述每一种公路设计的选择都会导致商品和服务有用性的变化，会使这些商品和劳务的一部分更有用，而使其他商品和劳务可用性下降。直线公路使旅行者得到更多的交通安全和运输服务，但也会使确定的环境服务风景、水质、鱼有用性下降。有人必须纳税，以为其中一种选择筹资，从而减少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那么，总体上最有效的公路计划是在考虑到所有受影响的商品和服务时，净经济值增量最大的计划。
二、理解政治过程
过去的30多年，发展起来的经济模型可以对政府税收、开支、补贴、管制和放松管制的原因进行有力探索。经济模型能运用于政治问题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学生就应放弃学习政治学。尽管它们是两个不同的学科，但它们的对象和方法却可以相互强化。政治学经常聚焦于具体和特别的事件，例如立法委员会如何构成，他们采用什么选举规则。经济学家更倾向于用抽象的、演绎的模型构造方法理解政治问题，即经常称之为的理性选择方法。在这个方法中，参与者被假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理性这个术语是不幸的，因为它似乎暗含着观察政治过程的其他任何方法都是非理性的。理性选择方法假定手段与目标是一致的，无论这些目标可能是什么。按理性选择的观点，如果一个企业试图最大化利益，就可以预期它会使用生产性投入。
而一个希望最大化效用的选民，可以在一次选举中，特别在涉及很多选民的选举中选择不投票，因为在这种情况中，个人的选票只有很小机会成为决定性的。理性选择模式-年间出版的五本著作大概是理性选择文献中最有影响的作品。它们是安托尼·唐斯的《民主的经济理论》、詹姆斯·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的《赞同的计算》、威廉姆·H.里克尔的《政治联盟理论》、曼库·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和小威廉·尼斯坎南的《官僚政治和代议制政府》。
以此为基，再加上选民、被选出的代表和任命的行政人员或尼斯坎南所称的官僚这三类参与者，就可以得到政治过程的理性选择方式。每类参与者都被假定最大化某些方面的私利，就像企业试图最大化利润和消费者力图最大化效用一样。选民被看作某种特殊的消费者，他们会选择通过投票参与作出集体决策；选举出来的代表被假定最大化重新当选前景；任命的行政人员通常假定最大化预算规模，或至少试图这样做。当然，这些假定与选民应该选举，代表和行政人员应该为公众而非为自己服务的流行看法是完全对立的。
批评和局限目前主要在政治学中，理性选择方法比在经济学中更富争议，既有严厉的批评，也有振振有词的辩解。在校长演讲、名誉讲座、期刊交流和学术著作中都可以发现这些争论。一种批评是，理性选择，特别是其在公共选择的变体中政治保守性太强。按洛威的说法：“如果还不存在作为二级学科的公共选择，70和80年代的共和党政府就必然会将其创造出来。正如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要求有限的政府，也需要一种支持性理论说明政治的非理性。公共选择是自由放任经济理想在政治学中最纯粹的表达。”
虽然这种指责有一定意义，但情况正在变化。某些理性选择分析家明确认为，更小的政府就是更好的政府；然而另一些人并不为意识形态所左右，他们更感兴趣的是诸如加总选举者偏好的选举规则、搭便车的经验证据、投票记录及对所选代表的竞选捐款。很多自称为理性选择分析家的人，将这种方法视为经济推理从市场过程向政治过程的简单扩展。
第二种批评是，基于自利动机的理性选择方法，是对人性过于偏狭和过于利己主义的解释。一个重要的批评家斯蒂文·克尔曼谈到：他们都以这样的假定为起点，即经济人、富于情感的人或政治人是没有差别的。人们处处像在市场一样行动，为私利而奔波。大体上，他们像“食槽旁的猪”一样追逐货币。
我自己的观点是，上述看法是对现实可怕的讽刺。它忽略了理想对克制利益的作用，以及公共精神在政治过程中激励参与者行为的作用。我们可能同意，理想和公共精神应该广泛存在于政治中，但它们是否存在则是另一回事。在我们也许愿意看到的政府工作方式和它实际工作方式之间，即政府的规范模式和实证模式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很多人会认为，这种与人们愿望相反的激励系统往往就是与理想和公共精神相悖的安排。第二种批评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定义性的。什么是“自利”的确切含意？
正如克尔曼指出，它是指自私还是功利主义，或指文明的自利，即个人采取较弱的自我中心和功利主义观点？克里斯登·蒙罗最近在有关自利的书中深入探讨了这些问题。上述任何一种意义上的自利假定都可能是适当的。例如，一些老年选民会投票赞成更高的税收，以帮助教育年轻人；而另一些老年选民则不是这样。他们都可以是理性的，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考虑问题，并有不同的偏好。
对理性选择的第三种批评认为，对私利的追求对社会而言必然是坏事。定义“公共利益”是很棘手的事情。例如，出于自利动机的立法者实际上完全有可能服务于公共利益。这似乎是个悖论，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所观察到的，面包师并非在服务于顾客的需要，而是为他自己获取利润。政治过程的竞争也许会让自利的立法者倾听人民的声音，正如经济市场的竞争会淘汰不能烤制优质面包的面包师一样。
第四种批评是理性选择模型不能预测，因为它们“不能充分反映深思熟虑的作用、道德的影响和同情在人类事务中的力量”。根据威尔逊，理性选择意味着人们对投票是冷漠的，但很多人仍在投票。在后面我们会讨论它的原因。理性选择还认为，政党大概是很相似的，但事实并非如此。最后，按此模式，由于存在搭便车，不会出现大型利益集团，但它们的确存在。这些都是此模式必须面临的严重问题。
最后的批评是理性选择方式会使年轻人陷入思想混乱。这个问题的经典表述出现在最近的期刊上。“有关理性选择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其他事情，当理性选择理论家隐含或明确地向学生表述，就其本性而言，人类只是效用最大化的私利计算者时，我是持反对意见的。正如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所谈到的，在学生接受这种解释理由的意义上，这很容易成为自我至上的先兆。”学生、教师和研究人员应该像对待其他命题一样，以开放的眼光和探索的大脑研究理性选择，没有任何人想被引导入迷途。
然而，一个人应该小心地不要把方法当作结论。例如，目前有很多人害怕有力的利益集团会通过对政治候选人的大量捐赠威胁民主过程，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批评理性选择分析家建立的“立法市场”模式便利了这些捐赠，就如同杀死为国王带来坏消息的信使。
参与者、选择方式、选择标准或理由是集体选择的关键要素。参与者往往是由获益机会和担心损失而自我选择的。至于方式，人们能够作出所有选择，也可以由自愿和分散化的市场作出决策。我们可以基于人们的能力或专长选择，可以等待出现一致，可以为议案投票，可以让代表决策，让精英决策，或者把决策留给包括利益集团在内的自愿者。通常的情况是，我们每种方式都用一点。
当参与者为获取政治地位时，他们通常含混地、甚至错误地表达集体选择标准或理由。为了有助于集体选择，经济学家发展了两个评价行动的标准：经济效率或经济馅饼的大小；平等或馅饼在社会成员间的分配。甚至简单的行动也会导致有多重属性和特点的结果，所以并不容易比较所计划的行动。经济学家已发展了净经济价值的思想，即商品和劳务提供给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货币价值量，以此作为进行比较效率的统一尺度，最有效率的行动是能够导致净经济福利最大化增长的行动。
第二个同等重要的目标是运用经济逻辑，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在企业、工人、消费者、选民、利益集团、所选出的代表、任命的行政人员都受自利所激励时的政治结果。这也许并不是一个令人愉快的情形，然而它也并不是不可能的情形，它值得我们注意。